中经记者 孟庆伟 北京报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近日全文发布，这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

站在新的历史关口，《纲要》提出，“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关键时期，“十五五”时期更是承前启后、取得决定性进展的重要阶段。在“十四五”时期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十五五”时期要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迎挑战，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在新形势下形成发展主动权的关键所在。

在刘伟看来，“十五五”期间，必须在需求和供给两端都取得决定性进展，以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自立自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所在，并推动事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大任务上取得重要突破。他特别强调，面对“十五五”时期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的突出矛盾，宏观政策的调整必须着眼于供求关系的均衡修复，着力点还在需求端。

从更宏阔的视角看，无论是扩大内需还是修复供求关系，最终都要落实到制度层面。这正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义所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根本制度保障。

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推动“质”“量”齐升

《中国经营报》：从“十四五”规划到“十五五”规划，高质量发展的主题一以贯之。相比“十四五”，“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伟：我们党一直很强调高质量发展。从历史脉络看，在不同发展时期，我们党先后提出了由内涵式扩大再生产替代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等重要论断及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思想，体现了对发展质量持续提升的追求。党的十七大把“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一要求明确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但是真正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要任务的，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首先是和中国式现代化这个目标的中心任务一致，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才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高质量的内在要求包括六个方面：微观上是高效率的、宏观上是均衡的、结构上是协调的、国际关系是开放的、底线约束是安全的、发展方式是绿色的。

围绕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就如何落实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系统部署，明确了具体任务，在“十五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方针中提出，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同时，明确了两个关键落脚点，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一个历史性、战略性的系统安排。

《中国经营报》：具体来看，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着力点是什么？

刘伟：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其中一个着力点是效率，而效率来自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也就是技术创新。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无论是深度、广度、颠覆性、未可知性均远超前几轮。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共识度最高的核心技术，正有力驱动数字经济，特别是“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因此，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从创新角度看，关键在于牢牢抓住本轮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变革新机遇，争取主动、赢得先机。在这一背景下，“十五五”规划纲要一个鲜明的特点，是在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未来产业谋划方面方向清晰、思路明确：新一代信息技术被列为加快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首；六大未来产业中，量子科技占据突出位置。总体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战略布局，基本契合了本轮科技革命的大趋势。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新质生产力并非局限于新产业，传统产业也同样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也正因此，衡量新质生产力的标准，不仅在于它是传统业态还是新业态，更在于它是不是建立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是否为新产能。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另外一个着力点是制度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这一重要论述明确要进行制度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过去几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改革，经历了从写出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初稿”，到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如果说这一过程成功支撑我们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那么，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制度创新必须向更深层次迈进，即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营报》：如何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刘伟：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深入分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了主要任务和时间表。

第一，在市场经济主体制度上，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高素质的市场竞争主体，在企业制度上，要加快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第二，在市场经济竞争制度上，要造就完善、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构建全国统一的公平竞争大市场。企业制度回答的是谁在竞争，竞争秩序回答的是怎样竞争，两者构成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第三，要构建与高水平内在竞争机制相对应的高水平市场基础制度，核心是法治和信用制度建设。内在竞争机制是生产关系的运动形式，即经济基础的体现，而市场基础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社会上层建筑的力量。内在竞争机制和市场基础制度的统一，就构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第四，在此基础上，还要引入高水平的宏观经济治理，核心是解决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总之，要以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建立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进而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制度创新带来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在体制上为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体制机制条件。

《中国经营报》：“十五五”期间，如何处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之间的关系？

刘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所谓“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绝大部分资源由市场支配；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仅是简单地提高政府调控的科学性、规范性和法治化水平，而是在政府实现调控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政府调控什么的问题。

政府调控的核心目的，是当市场失灵时，通过法治和政策工具修复市场机制、完善市场秩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而非简单地替代市场。我们强调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统一。政府调控的作用首要的应该是更好地服务于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更公平、更有效、更有秩序，这才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根本所在。

从需求和供给两端理解“决定性进展”

《中国经营报》：《纲要》在指导思想中提出“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我们应该从哪些维度理解“决定性进展”？

刘伟：判断是否取得“决定性进展”，我认为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维度衡量。

《纲要》在强调坚持高质量发展时明确提出“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以此为契机，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自立自强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质所在，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因此，我们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进而推动事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重大任务取得重要突破。

从需求侧看，一方面，“十五五”取得决定性进展要立足扩大内需为主，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关键一点在于能够有效克服内需疲软。当前经济一个突出矛盾是内需疲软，若长期持续，在逻辑上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因此，“十五五”期间必须要遏制住这一态势，形成新发展格局所要求的做强国内大循环，扩大内需，形成高质量需求，即有效投资和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另一方面，扩大内需必须建立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因此形成国内大循环不是各个地方封闭的小循环、自我循环，而是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支持，从而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

从供给端看，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核心标志是实现“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而新供给的核心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重点部署，包括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优化升级传统产业，运用最新技术改造一批重点传统产业部门；二是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四是推进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实现优质高效发展；五是进一步培育、夯实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

总的来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核心标志，就是在需求端要确实形成新的需求格局，供给端要培育出新的供给，在此基础上，统筹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形成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需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的发展态势。这也是经济实现均衡增长、有效增长态势的内在要求。

这一发展态势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效率的提高，如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能耗强度等一系列关键指标的提高。以碳排放强度为例，《纲要》提出“十五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也就是年均降幅需达到3—4个百分点，这是落实“双碳”承诺的重要体现。二是科技革命领域“卡脖子”难题取得实质性突破。聚焦高端芯片、高端工业软件、高端装备制造等当前“卡脖子”的关键领域，加快科技革命突破，力争形成更多“杀手锏”来破解技术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已将其作为专门任务予以强调，必须实现实质性突破。

总体来看，决定性进展的取得，需要在需求和供给两端协同发力：需求侧形成新需求，供给侧形成新供给，统筹改革发展、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在事关全局的关键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中国经营报》：《纲要》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问题。“十五五”期间要破解“供强需弱”、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最重要的改革突破口在哪里？

刘伟：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供强需弱问题将在整个“十五五”期间长期存在，并作为年度宏观调控重点，因此，提振消费要摆在突出和优先位置。

近几年，特别是2024年和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摆在宏观政策的突出位置。而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将是一项需持续推动的重点任务。我们要学会在供强需弱的背景下推动经济的有效增长，要有相应的对策来对冲和缓解这些矛盾。

需要指出的是，供强需弱是一个相对的、结构性的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这一矛盾的演进经历了几个阶段：1978年—1998年，主要是需求膨胀、通货膨胀，所以宏观调控政策主要从需求端入手，紧缩需求。1998年—200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主要问题是内需疲软，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扩大内需，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后，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所以党中央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近两年，针对新的发展形势，党中央强调在宏观调控政策上把扩大内需放在首要位置，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其核心是用市场竞争来牵引供给，而不是脱离市场需求。

所以，所谓供强需弱实际上是供求失衡的一种新表现，表明我们当下宏观经济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从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向需求侧。我认为，“十五五”期间宏观政策的调整必须着眼于供求关系的均衡修复，着力点还在需求端。

《中国经营报》：“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是什么？

刘伟：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深入分析影响消费的根本因素，找准消费不足的深层原因。

从深层次原因看，我国消费已进入一个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期，一个重要的标志性指标是居民恩格尔系数——2024年已降至30%以下，达到29.8%，2025年进一步降至29.3%。根据联合国划分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30%以下即为“富裕”状态，20%以下则为“极其富裕”。目前我国正处于从“富裕”向“极其富裕”发展的阶段。一般来说，进入“极其富裕”发展阶段，消费是比较稳定的。进入这一阶段之前的“富裕”状态，消费将从总量变化转向结构变化，消费变化活跃，新的消费心态、方式和需求会快速涌现。如果社会的供给方和消费服务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新需求就会无法兑现，那么消费需求大规模扩张的趋势很可能会逐渐放缓。

从微观上看，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决定消费的主要因素就是消费者收入。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方面约束消费的因素较多：一是城市居民收入基数大，但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农村居民增速快，但基数小；二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降低了全社会消费倾向；三是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较低。因此，我认为提振消费的关键就是推动城乡居民增收，而高质量的增收需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让劳动者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吻合。党中央强调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也正是为了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进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从短期宏观角度看，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实现充分且高质量的就业，“十五五”规划纲要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均对此予以强调。高质量就业的核心在于加强人力资本积累，着力破解当前“失业”与“空位”并存的矛盾。当前，我国失业的总量压力并不突出，菲利普斯曲线已让位于贝弗里奇曲线。根据经验，经济以5%的增速增长，即可每年创造约1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将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左右，有效保障就业基本盘。当前就业的压力主要来自结构性矛盾，而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关键在于加大对人的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劳动者的就业竞争力。尤其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失业”与“空位”并存已成为就业领域的突出矛盾，亟需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适配性加以应对。只有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才能实现收入稳定增长、改善收入预期，才能让人们敢消费、愿消费。

所以，“十五五”期间，提振消费的关键是要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从短期看，这是一个政策问题，而从中长期看，则事关经济社会发展，核心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