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经记者 陈靖斌 深圳报道

2026年年初，AI视频生成能力从“可用”进入“可生产”的阶段，影视内容工业链条开始出现新的拼接方式。在传统影视体系中，创作、制作、后期与发行长期分散在不同机构之间，周期以“半年至一年”为常态，资源对接成为决定项目推进速度的关键变量。而在部分试点园区中，一种以“AI工具+空间集成+发行渠道打通”为核心的闭环结构，正在改变既有路径。

变化并不来自单点技术突破，而是生产流程被重新组织后的结果。创作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从“项目依附型”逐步转向“能力嵌入型”，个体创作与工业体系之间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

“我带着一个idea、一个剧本进来，直接交给AI团队，最后连发行都打通了。”在粤港澳超高清数创产业园的采访现场，香港资深导演、制片人、特技指导马贤良向记者回忆其1月入驻时的直观感受。

马贤良出身新艺城体系，曾担任《大话西游》特技导演，参与《长津湖》导演组，并获得第33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视觉特效奖。他将这种变化视为职业生涯中少见的“结构性跃迁”：“两个月就有人来签约准备开干，这在以前几乎不可能。”当一个长期依赖分工协作的行业，被压缩进一个高度集成的生产空间，其背后隐含的，是影视工业逻辑的重新书写。

香港资深导演马贤良（受访者/图）

影视工业进入“单人时代”

从项目推进路径看，OPC园区所呈现的变化，并非简单的效率提升，而是生产结构的整体压缩。

马贤良向记者介绍，其在1月进入园区后，很快观察到一个与传统影视体系明显不同的运行方式：创意、制作与发行不再由不同主体分别承担，而是在同一空间内形成连续衔接。“以前在上海尝试过类似合作，半年甚至一年后才有人对接，而这里从接触到签约，只用了两个月。”

这一判断，来自其长期在影视工业体系中的经验对照。早年在新艺城体系内，马贤良从事视觉特效工作，并跟随徐克导演进入电影工业核心环节。在技术条件极为有限的年代，他参与创办“新视觉合校工作室（Studio X）”，以纯手工方式完成复杂视觉效果设计。例如在早期作品中，通过定格动画逐帧拍摄70厘米关节模型，实现骷髅动态效果；在《大话西游》中，则通过前景与远景同步轨道推镜，完成“铁扇公主扇子由小变大”的一镜到底镜头。

“那时候大家以为是电脑做的，其实全是手工。”他向记者回忆。这一阶段的经验，使其对“生产方式变化”具有更为敏感的判断。

在OPC体系中，这种变化表现为流程的全面内嵌。马贤良表示，进入园区后，其主要精力集中在创意与品质把控环节，“剧本、节奏、镜头语言由我来定，AI团队负责生成，发行团队负责上线”。原本需要跨公司协作的流程，被整合为单一系统内部协同。

具体到执行层面，在其主导的《星际和平战士》项目中，从世界观设定到剧本创作，再到分镜生成、画面输出及后期处理，均由园区内AI系统完成。制作完成后，内容通过园区对接的发行渠道直接推送至平台，实现“制作—上线”的连续闭环。

“我不需要再找发行公司，也不用再支付发行费用。”马贤良向记者表示，这种模式使创作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被显著压缩。

组织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马贤良将其与香港电影工业进行类比：“当年嘉禾、新艺城下面挂很多个人工作室，本质上就是个人创作团队在大体系里运作。现在OPC让我们以公司形式入驻，其实是同一种结构，只是生产工具变成了AI。”

在这一结构下，“一人工作室”成为可执行单元。根据项目资料，在OPC体系中，创作者无需外接传统制作团队，即可独立完成从创意到上线的全流程操作。这意味着，原本依赖多工种协同的影视制作，被压缩为以个体为核心的生产模型。

“我终于可以把构思多年的剧本推起来，不再迷茫。”他在采访中反复提及这一点。

但在生产方式变化的同时，创作本身也面临新的调整。作为长期从事视觉表达的导演，马贤良强调，AI并未替代创作判断，反而提出更高要求。

“观众现在一看就知道是AI，很容易疲劳。”他向记者表示，在当前阶段，其更倾向于将实拍与AI结合，通过镜头语言与节奏控制增强真实感，“比如故意用不完美焦距，让画面更像真实拍摄。”

这一判断源于其对AI演进路径的持续观察。“三年前几乎没有表情，去年开始有表情，今年1月有了‘感情’，但还是缺少‘人味’。”在园区内，他也承担起对AI团队的训练角色，“我会告诉他们什么是戏剧冲突、什么是钩子、节奏怎么控。画面强不等于好看，观众要的是情绪。”

在一个具体案例中，他提到一段AI生成的打戏：“开头很震撼，但全是动作，没有情绪。我直接问他们，观众为什么要看下一集？他们一下就明白了。”这一细节显示，在流程高度自动化的背景下，创作能力与叙事判断，反而成为更为稀缺的变量。

一人拍片为什么现在能成立？

从更深层次看，上述变化之所以在当前阶段出现，与成本结构、制度环境以及市场接受度的多重条件有关。

在成本层面，传统影视制作的核心约束长期来自人力与协同成本。多工种团队的组织，使项目启动门槛较高。而在OPC模式中，AI承担了大量重复性生产环节，创作者仅需聚焦创意与决策，成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

根据项目资料，通过AI生成分镜、画面与后期内容，制作周期被显著压缩，人力投入减少。这种“低人力+高自动化”的结构，使单人工作室具备独立运作的现实基础。

发行环节的变化同样关键。马贤良提到，园区已对接大量短视频平台及主流渠道，使内容在制作完成后即可快速上线。“以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在发行，现在已经变成内部流程的一部分。”这一改变，使项目从制作完成到实现变现的路径更加确定。

制度环境也构成重要支撑。对长期在香港影视体系中工作的创作者而言，内地税务与公司结构曾是重要约束。马贤良向记者表示，过去往往需要挂靠公司完成税务处理，而在当前模式下，其以独立公司形式入驻园区，“该赚多少、交多少税都很清楚，可以安心做事”。

这种制度确定性，为跨区域创作者提供了稳定预期，也降低了进入门槛。不过，从市场层面看，这一模式仍处于早期阶段。马贤良多次提及“观望”的存在：“很多人还在看，没有真正进来。”在他看来，影响决策的关键并非技术能力，而是可验证的商业结果。

“大家更想看到真实案例，而不是概念。”他表示，当前园区在传播层面已有一定基础，但对创作者而言，更具说服力的是具体作品与数据。因此，其计划以自身项目作为样板，“先做一个成功案例，周围的人自然会跟进”。这一判断指向市场接受度的核心机制：在新生产范式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前，个案验证成为推动扩散的重要路径。

在内容形态上，AI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多版本开发提供了基础。根据项目资料，同一IP可以同步生成短剧、中剧及电影概念版本，实现不同周期与渠道的匹配。这种多形态开发能力，在传统制作体系中成本较高，而在AI驱动下具备可行性。

但从长期看，这一模式仍面临内容同质化与审美疲劳的潜在约束。马贤良对“AI疲劳”的判断，已揭示出这一风险：当生产门槛下降，内容供给增加，如何通过叙事与表达维持差异，将成为新的竞争焦点。

在采访尾声，马贤良将其对园区的建议聚焦在“案例与多样性”上：“平台已经很完善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把成功作品做出来，并且让大家看到不同类型的可能性。”这一表述，将技术、制度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串联：当生产工具与组织结构完成重构后，真正决定模式能否扩散的，仍是内容本身及其商业反馈。

（编辑：赵毅 审核：童海华 校对：翟军）